英国博彩委员会的GSGB报告不仅重塑了关于博彩盛行率的讨论,更加深了监管机构、行业与政府之间的裂痕。
尽管2024年英国博彩委员会GSGB（大不列颠博彩调查）的原始数据表明同比变化相对温和,但其呈现方式及反博彩游说团体对数据的利用,可能对运营商、活动家和政策制定者产生深远影响。
博彩委员会GSGB数据解读
2024年GSGB显示,过去一年参与博彩比例从2023年的61.5%降至59.6%。
被定义为PGSI评分≥8分的“问题博彩”患病率从2.5%微升至2.7%,而中等风险博彩比例则从3.7%降至3.1%。特定群体的危害似乎有所缓解：报告严重负面后果的赌徒比例下降,女性群体降幅尤为显著（达18%）。
严重财务危害指标下降近四分之一,18-24岁人群中该指标下降超过一半。
然而其他危害呈现相反趋势。对“受影响者”（如伴侣、家人和朋友）造成的伤害报告率上升,其中包括暴力和虐待行为。
这些复杂性常被标题化报道所掩盖：媒体广泛报道的2.7%PGSI率被推演为英国存在140万“问题赌徒”。
从谨慎到“官方统计数据”
直至今年,英国博彩委员会仍坚持保留健康警示：因方法论存在不确定性,GSGB调查数据无法推算为全国总数。如今该警示已被撤销,监管机构将该调查称为“官方统计数据”,并鼓励持牌机构在风险评估中使用这些数据。
北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梅兰妮·埃利斯认为此举实属失策： “在缺乏足够严谨的科学验证来确保数据准确性之前,英国博彩委员会就将这些数据称为’官方统计’并撤销健康警告,实属操之过急。”她指出。
埃利斯强调,委员会更新GSGB调查方法固然正确,但当初早期结果与NHS健康调查基准值存在巨大偏差时,监管方未能及时叫停。“监管机构对这些数据将对行业造成的影响视而不见,”她补充道。
博彩委员会的GSGC数据“令人头疼不已”
Regulus Partners合伙人丹·沃的表述更为直白。他将GSGB比作监管机构的HS2项目——一个超支且受政治承诺束缚的工程,即便存在缺陷也无法逆转。
这项调查揭示了此前未被关注的整体博彩参与率……表明存在一个庞大的无牌照市场,而健康调查未能捕捉到这一现象。因此,要么监管委员会未能理解其监管的市场,要么就是放任博彩成瘾问题肆意蔓延,”沃警告道。
他认为,取消限制条款将给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CMS）带来“巨大困扰”,因为活动人士现在可以利用监管机构自身的统计数据游说部长们。
“这绝对会影响税收讨论,”他补充道。“未来将出现针对广告禁令的激烈游说,且这些游说将实质上打着政府委员会的旗号。”
偏见、俘获与沉没成本
Regulus公司的分析将GSGB争议视为监管偏见与机构惰性的典型案例。
该机构指出,博彩委员会表现出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强行寻找佐证的倾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者通过比较调查模式开展的实验未能得出明确结论,这些实验却被用作解除保障措施的依据。
丹·沃在发给Regulus客户的分析报告中写道：“委员会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强行寻找佐证的行为,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某些学术研究者迅速放弃先前观点的举动,可能暗示存在’内群体偏见’甚至更严重的问题。”
问题因选择偏见和自我报告的不一致性而加剧。行业关于实际参与度的硬性数据往往与博彩委员会GSGB的反馈不符。沃在书面分析中提出了三种可能解释：
咨询公司指出,这些解释均无法令人确信GSGB数据目前能成为制定政策的可靠依据。
行业是否在逃避现实？
沃的批评中另一个主题是行业的自满情绪。多年来,运营商始终轻视或淡化将博彩定性为“不健康商品”（类似烟草）的研究结论。因未能认真应对,如今他们面临惩罚性增税与更严格监管的风险。
“未来12个月内,英国研究与创新署将启动每年2000万英镑的征税资金分配,届时博彩业将被明确界定为’危害健康产业’”,沃指出。若缺乏协同应对,该行业将面临“过度征税与过度监管”。
沃指出运营商未能发起实质性挑战：“整个行业只是坐视不理,”他表示,“我认为这必然对行业造成负面影响。”
黑市监管盲区
埃利斯认为,关键缺失环节在于无牌运营商的作用。
若[博彩委员会]欲评估针对持牌行业实施的玩家保护措施是否有效,亟需将GSGB数据按持牌与非持牌运营商用户进行分段分析。
委员会虽承认这一挑战,但进展缓慢。若无法实现数据分段,评估监管干预措施是否降低危害风险将失去意义。更糟的是,对持牌运营商的限制可能将消费者推向无监管领域,彻底削弱保护机制。
从调查到监管
对持牌机构而言,核心问题在于博彩委员会如何落实GSGB数据的操作化应用。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安德鲁·罗兹已“强烈建议”企业利用GSGB数据评估客户群风险。
这是否意味着运营商必须按GSGB数据推断每十名在线体育博彩者中就有一名是“问题赌徒”？若如此,客户监控与承受能力评估的预期标准将彻底改变。
但模糊性依然存在。埃利斯警告称,若委员会依据GSGB推导的阈值实施监管,“必须确保决策具有可辩护性,并承认方法论上的局限性”。
危害的政治性
政治后果已显现。《卫报》等媒体大肆报道“140万问题赌徒”数据,助长了活动人士要求限制广告和实施负担能力核查的呼声。
文化大臣丽莎·南迪等部长因行动迟缓遭到抨击,而财政部正考虑提高远程博彩税。
对倡导团体而言,GSGB堪称天赐良机：监管机构自身提供的数据,在剔除所有保留条款后,可被用于推动禁令式措施。
对于运营商而言,风险在于可能因争议性统计数据遭受评判与惩罚。
不稳固的基础
GSGB标志着英国博彩监管的里程碑：这项本土调查被定位为权威性证据基础。但批评者警告其基础不稳固,易受偏见、误解及政治滥用影响。
对埃利斯而言,任务在于确保数据准确性并区分持牌与无牌活动。沃与雷格勒斯的忧虑更深：委员会因沉没成本与机构偏见,将自身锁定在缺陷调查中,由此为行业掀起政治与财政风险浪潮。